∞鲁亢：诗人、作家
反克诗派成员
没有怜悯的世界
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人眼里寻找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露丝！诺埃米！米瑞安你应装扮她们，当你和异乡人躺在一起你应以异乡人的云发装扮她们你应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说话看哪，我和她睡觉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你应以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的悲哀来装扮她你应对异乡人说看哪，我和她们睡过觉王家新译
——《在埃及》｜保罗·策兰
我十几岁时读到了“罗蕾莱”的故事。她们在海上用歌喉诱惑经过的船员，造成船员和船只一道毁灭。那个时候总想多了解一些这一类的故事，以使自己有些想法，借助这样的故事发展成“一篇文章”。用歌声将生命和财产导入死亡，太人性了。赖声川在《乱民全讲》的尾部也用一个女声来过渡，然后是众人仰望星空，像一群天文台的工作人员，并相互制止要说话的冲动，寓意好像很深刻。当然，也许毫无寓意可言，不过是一种“创作的需要”。其实何必呢，用暗无天日来收尾有何不可？暗无天日，下着刀雨，人们在耕作中哀嚎着下跪，呈现着坚定的、麻木的惨状。反正都是造作的安排，不妨多几个安排。这部日本电影的片名就叫《罗蕾莱》，我才看一半就想着：过几天再看一次。电影结束后这个念头就打消了。它与好莱坞的那些战争片并无二致，是其虚构的故事的背景引起我的情绪的波动。年8月，一艘日*潜艇要去阻止美国将向东京投下的第三颗原子弹。它成功了。它被美*舰群击沉。它从此成了传说。单从影片来看，这场战争就是美日之战，如果将那些*装和若干小道具换掉，这场虚拟的战争就如同是在今天发生，因为我们对潜艇和驱逐舰一无所知，我是听那些台词来设想的。整部电影在问日本*人为何而战时，听到的都是“为祖国而战”（一句“天皇”或“为天皇陛下而战”都没有）。它有多处感动了我，这样的动情与看《拯救大兵雷恩》并无不同，或者说很接近，都是为了“救什么”而英勇献身。它还让我小吃一惊，潜艇艇长带着近似“撞沉吉野”的决心冲向美*之前，命令年轻*人撤退，他说：这场战争是我们这一代的事情，我们来负责，在我们手上来解决。而你们，年轻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想。这种表白并不陌生，在我们的那些主旋律的电影中亦能找到类似的，而在好莱坞的“主旋律”里，类似这样的废话从未少过。一部在日本相当卖座的平庸的电影，却令人心绪难平。它的歌喉不足以诱惑死亡。它没有歌喉，而我不过是在一个点上，从未动过。我的日本语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她责备我旷课两天一声招呼不打，她的眼眶红了。我很木然。我是一名始终想逃避课堂的学生，我并没有到哪里去；呆在家里，或到附近走走。她的担忧很快会过去，而我的苦闷将终生相随。这里是长崎。夏天，酷热难耐。从垃圾场捡来的电风扇只吹热风，且怪响一气。为了节省房租，我同意菲律宾的小伙子西南罗来住试试看。只住了一个星期他就搬走了，他很不高兴。我们只能简单交流，我想必对他看不顺眼多唠叨了几句，惹他发火了。我无所谓。两个穷小子在一起，世界只会变得更加黯淡。我对菲律宾一无所知。在这之前我倒是看过一部名叫《旭日冉冉》的缅甸长篇小说。西南罗可能才二十出头，性格颇外向，他晚上可能是在一家饭店内洗碗。他也爱讲和比划他的旺盛的性欲：自然，粗鲁，手到擒来的“我操”他个天崩地裂。中午我们各自做饭，他叫我尝尝他的炒土豆，我请他我做的汤，如此等等。语言不通，各自想着省钱，像两只落荒的老鼠，碰到一起后才发现彼此是那么可恶，无聊至极。这次短暂的合住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在学校里连招呼都不打了。当有同学问你们合住怎么样啊，西南罗一声不发，忧郁着他的忧郁；我则哼哼哈哈，不知所云。老师说像西南罗这样的名字不会有中文吧？我说我可以写出他的中文，英文反而不会写。老师抢身过来看了一眼。老师，这三个音可以写出几种汉字来。至于友谊，本来就没有。至于自尊，生存的意义，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等等，你看一眼我的脸就有答案了。那个时候长崎的市长似乎讲过那场战争天皇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右翼团体的人马上就到市*府门口抗议。我是自己亲眼看见还是看电视？我没有电视。四帖半的房间里就一张桌底下装着暖灯的小圆桌，一个或两个垫子，一床棉被外加一张毯子。我出门当然不上锁。我何必要说“出门”呢？好像我真有一个所谓的“家”似的。不过，每个月的房租还是要按时付的，房东老太只见过两次。她在纸条上写了一些字，我拿给锦森（是叫这个名字吧？）看，原来她说自己退休后还要出去干点活来贴补家用。我认为他们其实富得流油，所以还是不要用什么“贴补家用”，就是人老了还想多干点活，活动筋骨。总之，我觉得极其无聊。烈日下的室内如蒸笼，晚上在幽暗中汹涌的热如狼爪，死亡不需要以歌相伴，它有自己的气息和方法，在你的周围羞辱你。我看不见死亡，但那就是死亡。那时我已二十好几了，有一天与霖一起坐着他的干爹的小汽车，到干爹在山上的住宅住一宿。我第一次见到空调机，对这机器制造出的冷气很受用。干爹的抽水马桶的坐垫套着绵布套。干爹在学中文，去福冈参加过几回中文考试。霖用土话叫他“老”。他请我和霖喝酒吃菜，还来了一位可能是住在附近的老太婆。聊天的内容几乎都是相互的挖苦，然后是一些干爹的往事，包括美*第二颗原子弹扔下来的那天，干爹所处的位置，在干些什么（好像是说在开巴士，车子里坐在后面的乘客全死了）。霖把那些可能是批评、疑问或挖苦的话译给我听，希望我反驳和解释，然后他再译成日语。由一个不同的人所作的反驳或解释，会给他挣回什么面子呢？没什么面子可挣的，虽然我也蠢不拉几地吐着唾沫星子，根本就力不从心。在这座被美国人羞辱和残害过的城市里，一转眼的功夫变得像人间花园，而我们呢，一群披着学生外衣的劳工，有的好吃懒做，有的性格乖张，有的苦闷不堪，有的愁眉不展，然后说什么呢？文明？文化？对战争的反思？君子固穷？对人权和生命的尊重？我厌恶这样的谈话。霖让我恶心。他的干爹让我感到无聊透顶。他们为何不学学电影《人证》里头那位在酒居里念西条八十诗作的日本老头。酒酣耳热之际，人就单纯一点，念点古诗，说些*段子，唱唱小调。大家不必彼此交心，但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做些傻巴巴的动作，展展歌喉，让死亡悄悄地带去，了无挂碍，应该是件好事。死亡的到来让我心中暗喜。那几天我蛮兴奋的，生命有点意思，有点紧张，有等待。老板娘的老父亲突然中风，死了。我被邀请参加他的葬礼。我的领班唐君教我怎么做。在灵位前跪着拜一拜，然后吃一顿有点像自助餐的午餐。我在国内没有过这种经历，但见过。大家都心平气和，有人还劝我多吃一点。我对这位陌生的老人印象一般，他兴许是个好人，话很多，很在意店里的生意。他给我一些训诫，讲些做人和努力干活的大道理，可惜都是通过霖的嘴译给我听的，我并不清楚其中的奥妙。我可能第二天晚上就不来工作了，我听过的废话还会少吗？虽然这些废话是用日语说的，根本听不懂，不至于直接伤害到人，但想想真没意思。有一天我收到两张电影票，可能送我票的人是别人请她的，她不去，让我去。她怎么就肯定我会去呢？我还真去了。好像电影院并不那么好找，不像我们都是盖在热闹街区或醒目的地方。那电影院座落在住宅群里，观影的人也不多。是角川春树导演的古装戏《天与地》。剧情基本上不了解，台词更不知在说什么，那个气势是有所感受，色彩也很漂亮。第二天我用另一张票又去看，还是看不明白。过了十年，我买到这部电影的碟片，看了一遍，总算弄懂了。当时我松了一口气，我被自己感动了。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街上闲逛，在便利店里翻翻杂志，一般是星期天吧，一整天没开过口，等天暗下来了，回住处弄点东西吃一下，然后写信。一些无聊的信，没话找话，根本弄不清状况。一位同学告诉我：我的家很凉快！我非常惊讶！他只要将窗门拉开，一整天都是凉爽的风在室内跑。他好像离我不算远。我也没细问，一直是羡慕地想着。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被热醒时一看闹钟，过了半个小时。窗门也是拉开着的，天上星星亮晶晶，四周静悄悄。我擦了把身体，擦了榻榻米，对着水龙头喝个饱，像圣雄甘地一样，让精瘦的身体贴近大地。我本以为扬·马特尔（加拿大）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一开始就讲Pi和一头磅的孟加拉虎（它叫理查德·帕克）一道在太平洋里的一艘救生艇上漂流。不是，一开始讲的是三趾树懒。“那么它怎么生存呢，也许你会问。”“就靠行动迟缓而生存。它总是睡意朦胧，懒懒散散……”不过，“三趾树懒是素食主义者，生活和平，与环境十分和谐。”它嘴上总是挂着和善的微笑。又是另一种的废话连篇。我不知道什么叫素食或肉食主义者。我们有什么就吃什么，无从选择。生活无趣，乏味，蝇蝇苟苟，麻木不仁。至于环境，一句话：恶劣。与恶劣如何和谐？只有屈服。只不过我一直没放弃靠行动迟缓而生存。时间都是很快过的，刚过的还留下一些灰，过久了的连灰影都没有。比如长崎，到底给我留下了什么？几年后我在《读卖新闻》社会版里，读到一位住在长崎的诗人得了日本诗歌H奖。在日本现代诗歌奖项里，它似乎颇有名气。我那时写诗，一次与霖及他的干爹一道上山，他问我暑假在家干什么，我说写诗。“能给我看吗？”“可以。”简直像两具尸体的灵异对话。他出于好奇的问，根本不经过大脑，我也一样，极不耐烦，这时候你要问我敢不敢下油锅，我会立即答应的。第二天我听到霖的前妻在数落这位干爹。他请霖他们上山，而吃的东西全是她买的。“喜欢这个，这个好吃。”把这位前妻的钱掏出了不少。她才不想上山呢！那时我还露出错愕的表情，替这位前妻表同情，现在我还是错愕，你上山享受住的，你负责买吃的，不算错啊。错了，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低级趣味的人，骄横的人或没心没肺的人，像我这样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就是很不好的，惶恐得不到怜悯，它脏兮兮的。有一天我去银行取钱，我跟营业员说：余下的零钱也取光！女营业员告诉旁边的同事。她们抿嘴而乐。两张纸币和几片硬币放在了盘子里。我呆呆地看了她们一眼。我走出银行感到很没意思，那些硬币大概够买两罐饮料。将它永远留在长崎的某一家银行，还是装进自己的肚子，当然是后者，在肚子里，就踏实了。
鲁亢